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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園里的“年輕人”
時間:2019-07-30  來源:正午故事微信  作者:黃昕宇  點擊:

    1953年,十個年輕人決定聯名上書給毛主席,要在北京建一個植物園,就像蘇聯那樣。他們興奮地期待著,毛主席會看到信嗎?

  1953年,中科院植物分類研究所的的十個年輕人決定給毛主席寫信。

  兩年多來,分類所已經為建設植物園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但是園址始終懸而未決。在西郊公園,植物所有一個臨時的苗圃,4.6公頃,搭了個半畝地都不到的小溫室,培育收集來的種子和苗木。可是,西郊公園想要收回植物園占用地,問題變得更加緊迫了。

  辦公室里的年輕人都很焦急。園址問題曾上報給中科院和北京市,都沒有回音,看來,只能直接上書中央了。一旦有人提出這個想法,大家就紛紛附議。他們到隔壁小辦公室向主任俞徳浚請示,俞徳浚覺得可以一試,但他說:“我年紀大了,做這事兒不合適,由你們年輕人做比較好。”

  十個年輕人得到許可,立刻行動起來,大家討論了信的內容,逐句斟酌如何措辭更準確得體,草稿擬定之后,又工工整整地謄寫在信紙上,逐個簽名,封入信封。植物所的通信員小姚把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中南海大門口的警衛簽收了信件,讓小姚帶回一張收條。

  在這封信里,他們寫道:植物園對一個國家意義重大,一方面可以用作科研,一方面用作科普,是保護、宣傳和展示祖國資源的重要場所,我們有必要在北京建設一個像蘇聯的莫斯科總植物園那樣規模的國家級植物園。信的落款簽著十個名字:黎盛臣、吳應祥、董保華、張應麟、閻振蘢、王今維、王文中、謝德森、孫可群、汪嘉熙。

  二

  俞德浚當時擔任植物所引種組主任,后來成為第一任北京植物園主任。在新中國成立前,他就已經是非常知名的植物學家了。

  俞德浚1931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生物系,之后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他跑遍了四川、云南的深山河流考察植物。有時道路險峻,需要翻越懸崖峭壁,世道很亂,偶爾還會撞上劫道的悍匪。但他正值青壯,身體好,勇敢堅定又沉得住氣,多年堅持下來,采集了兩萬多號植物標本,成果豐碩。1947年,俞德浚被派往英國進修,在愛丁堡皇家植物園和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做客籍研究員,成為世界公認的薔薇科分類專家。在這兩家植物園,他鑒定了很多來自中國西南部的植物種類。

  新中國成立后,中科院設立植物分類研究所。那時各行各業的建設方才起步,各個單位、部門都在招兵買馬湊攤子。植物所只有四五個人,都是從事植物分類的老專家。在中科院,植物所的地位顯然比不上那些關乎國防和生產發展的軍工、重工系所。這個所機構簡陋,人又少,但他們卻有個宏大的愿望——在首都北京建一個國家級的大植物園。

  還在英國的俞德浚收到植物所和老師胡先骕的召喚,他沒有猶豫,立刻回國進了植物分類所。那時沒有工資,掙定量的小米。到1953年,年輕人上書的這一年,俞德浚已經45歲。

  上書的年輕人當中,黎盛臣是湖南湘潭人。1950年,他從浙江大學農學院園藝系畢業,趕上第一次全國統一畢業分配,被安排到中科院植物分類研究所。黎盛臣是所里第一個年輕人。老先生們帶著他上北京郊外的深山野林考察、收集,一路傳授野外經驗和采集手藝,遇上高的枝葉,就由他爬上去采。

  另一個上書者董保華,原本也該在這年進入植物所。他生長在重慶農村,1947年考大學時,他想著以后在家里閑置的山坡地上辦果園,于是報考了園藝科,被西康技藝專科學校錄取。這是一所三年制的專科學校,位于西昌。第二學年結束,他放假回家沒幾天,來往西昌與重慶的路斷了。他休學兩年后,西康技專通知催他復學。但是路還沒通,董保華背上行李,靠著兩條腿,從重慶走到成都,又從成都走到雅安,走了25天,終于回到學校,修完了最后一年的課程。1953年畢業分配,他的運氣終于好起來,被分到北京、派到中科院植物分類研究所植物園組。

  植物所的幾個小青年們分不到宿舍,就睡在共用的大辦公室里。每到夜里,兩條板凳架一塊木板便鋪好一張床,在辦公室里拼得擠擠挨挨。干了聯名上書這么件大膽又鄭重的事兒,他們興奮地期待著,毛主席會看到信嗎?

  幾天后,院里很快傳來消息:中央收到了來信,并轉給了北京市和中科院,表示支持建設北京植物園。看來,上書奏效了。俞德浚很快組織起植物所人員,會同北京市規劃局、園林處等單位共同勘察了圓明園、金山、十三陵等多處土地,幾經比較,最終將園址擬定在香山臥佛寺附近。

  1954年12月22日,中科院辦公廳接到北京市政府正式來函:“同意在臥佛寺附近劃定533.33h㎡,在香頤公路以南劃定120h㎡,作為北京植物園永久園址的規劃范圍。”

  臥佛寺在北京的西北方位。這是一片三面環山的沖積扇,整體坐北朝南,從源頭下來有兩條河道,園址范圍內的土地基本由兩個大荒河灘和一片片墳地組成——北洋將領陳光遠、軍閥孫傳芳、洋灰大王王錫彤、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張紹曾,還有梁啟超等,都葬在這里。這里的耕地只有一二十畝,河灘上都是石子;土質條件不算好,泉水水量也過小。這些問題都意味著,建園時得多費一番功夫。

  1956年5月,國務院劃撥專款560萬作為第一期建園經費。10月,中國科學院與北京市委簽訂了合約,北京植物園由中科院和北京市園林局共同領導,規劃設計及技術指導由院方負責,日常行政管理由市委方面負責。根據規劃,北京植物園分為南北兩大區,南園作為苗圃試驗地,北園用以參觀、教學。這也為日后北京植物園“南園科研,北園科普”的兩園并存合作體系奠定了基礎。

  1957年,植物園建設正式啟動,俞德浚任建園總指揮。

  中科院舉全院之力建植物園,院長郭沫若把院里的義務勞動定為建園,全院人員輪班,從干部到技術工人,每人每年在植物園參加勞動一個月——挖坑種樹。植物所租下臥佛寺與碧云寺的所有空房,配置了簡陋的上下鋪作為臨時宿舍。人最多時,七八百個知識分子在河灘上,弓著腰吭哧吭哧地挖地、運土,中午一塊吃大鍋飯,休息半小時,又扛起鋤頭和鏟子下地。

  建園總指揮俞德浚給每一批前來勞動的同事作動員,講完話就和他們一起下地了。

  副總指揮有兩位,董保華是其中之一,他負責具體栽種的技術指導。坑要挖到什么程度、土如何回填,都由他說了算。他標準嚴格,給一米高的小樹苗挖坑,也必須達到直徑80公分、深度80公分的標準。人太多監督不過來,他就盯牢各隊領隊。

  一開始,俞德浚認為他的做法不合理,問:“我們新建園子,需要發動大家的積極性,這樣的小苗,為什么要挖這么深?這樣人家能愿意嗎?”董保華很堅持,挖開一個坑說:“你看,這底下都是石頭啊,不挖深,樹根怎么長得開呢?”俞一看就同意了,再不言語此事。

  這樣干了三年,種植了一千多畝土地,三萬多棵樹,苗木成林。

  春天,董保華看著小樹苗扎下根了,水澆下去,長了個兒,抽出嫩芽。學園藝的都有個搞植物園的夢想,那一刻,他覺得夢想成真了。

  董保華。

  三

  1962年,16歲的張佐雙被招入植物園,分在北園果樹實驗區工作。

  剛進園,植物園籌備處主任林慶義給新人上課,介紹宏偉藍圖。他說:“將來我們會有個大溫室。按照規劃,我們560萬的建設款里,280萬是用來建溫室的。”

  張佐雙聽得熱血沸騰。

  可大溫室實在太過遙遠。現實是,植物園只有幾個專類園,樹木區和果樹區規劃用地上生活著四個村落一百多戶農民,出門回家就騎著車在園地之間穿行。1959年全國爆發大饑荒。植物園560萬建設專款才花了154萬,就被凍結,水利、道路等基礎建設中斷,植物園只能維護已有苗木并堅持少量的引種。

  張佐雙初中畢業沒有繼續讀書,直接到植物園工作,有自己的考量。他父親在臺灣工作,這層背景讓他在學校無論如何入不了共青團。于是他寄希望于努力工作,爭取入團。母親和姐姐都有工作,他雖然掙工資了,母親還是怕他長身體時餓著,額外又給他一份生活費。他毫無后顧之憂,就鉚足了勁干活。

  清早太陽升起,他到食堂打飯,四個大饅頭往筷子上一串,就一塊豆腐乳,一個煮雞蛋,吃得踏實就上工去了。挑水、澆灌、搬運、修剪都很消耗體力。老工人一份工資養全家,都省吃儉用,到中午就餓得沒勁了。張佐雙那會兒才剛開張,冒著熱汗,渾身都是勁,元氣淋漓的。

  他在果園里搭帳篷住下,24小時看護果樹,又買來專業書籍自學。例行養護和修剪之后還有大量時間,他就看看書,再對照著看看樹,竟發現不少出入。他帶著疑問去找植物所的專家請教,原來,果園里真有不少樹牌掛錯了。

  有一回,外單位送來一個大果型蘋果品種,請俞德浚鑒定,俞德浚被難住了,有人提議問問北園小張。俞德浚叫來張佐雙辨認,果然解決了問題。

  俞德浚問他在哪兒念的書,張佐雙答,我初中畢業就來啦。俞德浚很意外:“那你自學得很不錯啊,北京的八大果樹能手你知道嗎?可以跟他們學學。”張佐雙說:“我都熟!南口農場金師傅、白家疃徐師傅、東北義園劉胖子,、瑞王墳趙師傅……”一一報來。原來,他閑暇時就常騎車上各個果園找八大果樹技師學修剪。師傅工作,他在下面扶著梯子看,不懂之處便開口問,漸漸地,他掌握的經驗和技巧就越來越豐富了。很快,他也成了技術能手,并被破格任命為以工代干的技術員。

  四

  1954年,北京農業大學的沈雋教授將葡萄的科研項目轉移到植物園。黎盛臣被派到葡萄組,后來他就研究了一輩子葡萄。三年后,黎盛臣被公派到蘇聯科學院,在莫斯科總植物園學習。兩年后回國時,他帶回了一千多個葡萄品種。

  除此之外,黎盛臣和葡萄組的同事們還從世界其他園林機構引進品種。從別的植物園引進品種時,按照慣例,兩個園之間郵寄交換自己的品種清單,把想引入的品種劃勾,有來有往。葡萄園里,小苗們在土壤上一列一列排得齊整。黎盛臣和同事從中挑選用于雜交的兩個品種作為親本,雜交培育新品種。用于釀造的以“北”字頭命名,用于生食的以“京”字頭命名。

  葡萄組研發出了許多品種,都頗有推廣潛質。北醇、北紅、北玫是三個成功的抗旱釀造品種,抗性好,豐產性高,容易栽培,釀出的酒品質能達到中上等。當時全國各大酒廠正缺原料,“北”字輩的三個品種一經推廣就在應用中受到好評。“京”字輩的品種里,黎盛臣尤其喜歡京棗。京棗的個頭和色澤都像新鮮的大紅棗,渾圓飽滿,果肉硬而甜,是高質量的生食品種。

  植物園的基礎建設雖然停了,引種采集和科研工作還在穩步進行著。

  董保華最喜歡采集。山上的一切都那么新鮮,野菜清甜,空氣干凈。在自然環境里探索特別有意思。他到西藏和尼泊爾邊界采集藏區的珍稀植物。一片原始林里生長著一棵大喬松,周圍的樹幾乎都被砍光了,這棵樹格外高,孤零零地杵著,五針的長葉子從高處的枝干上冒出來。采集隊繞著樹轉了一圈,光溜溜的,無從攀爬。怎么上樹呢?董保華發現一根樹枝上垂下一條藤,還發了芽,他牢牢抓住樹藤把自己吊了起來,悠呀悠呀,一下抱到了大樹干上。這才采到了枝條,把喬松帶回內地。

  1966年,董保華被派到山東禹城鹽堿地試驗區蹲點建苗圃,每隔一兩個月回一趟京。

  不知從哪一趟起,回家的感覺變了。園里四處貼滿了大字報,哪兒都能看到“打倒”、“批斗”這樣的兇狠字眼。一些植物因為是“無用、‘封資修’的花花草草”,被刨根破壞。社隊在園里的綠地肆意放牛。時不時就開批斗會,沒人踏實工作了,苗圃里不少植株因為照看不善,蔫的蔫,死的死。同事告訴他,所里搞派系,大家都忙著打仗呢。

  董保華看著心疼極了,他討厭斗爭,索性一直留在山東,領老鄉們種樹,躲開這一切。最后還是躲不過,他回到北京,被關了牛棚。

  1970年3月5日,中科院植物所北京植物園被撤銷建制。8341部隊接管了園地。這時,中科院植物園全體干部和技術人員已經被集體下放到湖南衡東草市“五七”干校勞動,次年,遷到湖北潛江廣華寺干校。

  1972年5月,在周恩來的過問下,中科院作出恢復植物園的決定。

  重返園地的那天,他們一看,全完了。大溫室里一片狼藉,頂棚沒有一塊完好,破碎的玻璃散落了一地。整個溫室只剩一株爬藤植物還活著,孤零零地攀在墻上。原先的四千多種植物,只剩下三百來種。

  黎盛臣1969年被下放勞動,三年來,一直牽掛著葡萄園。他徑直走去,苗圃里癱著的全是已死的蔬菜苗,一棵葡萄都不剩。北園的葡萄實驗區也被改種大桃了,一看他心疼的扭臉就哭了。

  許多精選培育出的優良品種從此遺失,比如京棗,他直到退休都沒能再見到。

  黎盛臣

  五

  1975年,“文革”已到末期,北京園林學校響應“恢復高等教育”的號召開辦園林大學。北京植物園有幾個工農兵學員的推薦名額。俞德浚一直記著北園小張是個可造之材,便向北園領導推薦了張佐雙。學校請來北京大學和北京農業大學的多位知名教授任課。老先生們剛剛熬過“文革”時期的迫害,終于能夠重新站上講臺,教課教得盡心盡力,不收一分講課費。

  畢業之后,張佐雙從技工成為了技術干部,主要從事植物保護,幾年間做出不少科研成果。1983年,園林局領導和園里書記找他談話,提拔他為副主任,后來,他當了園長、教授和中國植物學會植物園分會理事長。

  植物園在“文革”中遭遇重創,引種、培育等工作全都重來了一遍,過了五六年,才恢復到“文革”前的水平,開始平穩發展。

  1985年,中央領導楊尚昆的夫人去世。那段時間,他常來植物園散心,張佐雙接待陪同,給他介紹植物園的來歷,一路走著,一路講解,適時地提起了建園的事兒。這座植物園曾經“驚動過毛主席”,是習仲勛批準建的——56年國秘習字98號文,他又順勢說起560萬的建園專款,他說,“這筆錢還缺我們400多萬呢,您看能不能給我們啊?”楊尚昆半開玩笑地說:“你去找王丙乾要吧。”

  王丙乾是國務委員兼財政部部長,巧的是,沒過幾天,他也來游園。張佐雙又提起這筆錢,他說:“您可得按著物價指數來,別真給我們400多萬呀。”一個陪同的北京市領導說:“這點錢還管王委員要,你們打個報告給北京市政管委,市里解決。”

  不久,植物園建設事宜被納入北京市基本建設項目,撥款近6000萬元。這筆錢被用作規劃地內居民搬遷,4個自然村、100多戶人家、一千多間房子遷出了植物園。植物園終于成了一個真正的公園,在1987年正式對外開放。張佐雙一想,這可是自己進園時的夢想啊,這都過去了二十多年。

  又過了將近十年,有一天,朱镕基來游園。他在園門口下車,并說游覽區是不能進車的,周圍的人想勸阻,他就說:“車非要進我就回去了。”一群人簇擁著他往里走,他又說:“都圍著我我就回去了。”警衛人員于是四散開來,只留張佐雙一個人陪他。

  他們一直走到了臥佛寺,朱镕基突然想起,自己年輕時騎著自行車來植物園玩,曾經見到過面積巨大的王蓮,他問,這些王蓮呢?

  張佐雙回答說,在南園的實驗溫室,“那是我們的后臺。”他想了想,又補充道:“我們還有個表演場。”

  “在哪兒呢?”朱镕基問。

  “還在規劃中呢。”

  “為什么不建?”

  張佐雙說,50年代的規劃,因為專款被凍結了,到現在也沒有錢建。

  朱镕基說:“你們北方的植物園,冬天應該有個給市民看花的地方,有了溫室,冬天也可以展示和科普。”

  過了幾天,上面傳話下來,錢的事別著急,你們做規劃吧。資金到位,溫室建設進展飛速,用了一年設計,一年施工,1999年,趕在五十周年國慶前完工了。

  展覽溫室在中軸路西側,龐大的玻璃建筑,圓弧屋頂反射著陽光。溫室名叫“萬生苑”,嵌在綠地里,像清晨落在草地上的大露珠,被評為90年代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對于一座植物園來說,溫室是王冠上的明珠,整個北京植物園收藏植物的精華也就集中在“萬生苑”中。有形似紡錘、能儲水兩噸的酒瓶椰子,有塞舌爾國寶海椰子,有開花時散發尸臭的巨魔芋……它們形態各異,神奇,又稀有。

  來北京植物園游覽的人越來越多了。人們喜歡走在溫度恒定舒適的溫室里,瑰麗奇異的植物讓人驚奇,到專類園賞花、到樹木園看樹也很宜人,無論如何,植物總是這么美麗、有趣、令人欣喜。現在,每有“最受歡迎的公園”評選,北京植物園總榜上有名。許多科普教育活動,也在這里進行。各科類植物的收集日益豐富齊全,這里成了最好的植物科研教育基地。

  栽下一棵樹苗,等它長成參天大樹,需要許多年的時間。建一座植物園,就是個更漫長的故事了。

  最早栽下樹苗的那批人中,有許多沒能等到枝繁葉茂的那天。俞德浚在1986年去世,沒來得及見到擁有大溫室的國家級大植物園。

  六

  董保華的頭頂禿了,腦袋兩側和后面叢生灰白的短發。他的左眼總泛淚,那是多年的老毛病了。發抖的雙手骨節粗大,印證著多年的動手勞作。他87歲了,耳背得厲害。每個人都扯起嗓子跟他說話,不大的客廳因此吵吵嚷嚷的,很熱鬧。他挺高興,咧開缺牙的嘴,爽朗地笑著。

  提到建園時自己是副總指揮,董保華說:“我呀,就盯著那個坑,挖多大、挖多深。”

  現在,董保華仍是北京市政府園林顧問,他的家就在南植邊上的中科院植物所家屬區,他在這里住了五十年,鄰里都是相熟的老同事。但也都是晚輩了,當年上書那些人,“一個一個都沒了。”從他家出門一拐,就到了南植槐園。他經常拐到樹林里遛彎,有時發現樹牌掉了或者掛錯了,卻找不著管理人員,不知上哪兒說去。

  黎盛臣93歲了,他的家在動物園(原西郊賓館)邊上,也是中科院植物所的老家屬樓。黎盛臣也是北京市政府的林果顧問。他的灰白頭發梳成三七分,額角垂著幾縷碎發。襯衫是天藍色的,下擺塞進提得很高的褲腰里,很齊整。

  說起那些被毀壞的葡萄苗,他只是說:“那時,是敢怒不敢言”。憤怒和痛心如今都消退了,“文革”已經過去很久,植物園恢復重建后,他牽頭的葡萄組又陸續研發出不少優良品種。

  他語氣舒緩,說起采集植物的步驟,說得慢而仔細,說著說著就笑起來:“好比我要采集標本。我們要把它的枝條剪下來。然后,一部分用報紙,一部分用一種吸水的紙,一層一層壓平,葉片不能皺。再用住址的標本夾夾好,用繩子綁起來,放在太陽下曬。最后帶回標本館。”

  年輕時,一年中將近一半的時間,黎盛臣都在野外采集植物。每到一個山區,草類、蕨類、木本……各種植物都得采集齊全。那些年,他們走遍中國各地,收回了成千上萬種植物,有的夭折了,有的在歷史變革中遺失了,還有的,在北京植物園里生長繁育下來,供人們觀賞和研究。

  他很久沒回植物園看看它們了,為了避免摔跤和感冒,他很少出門。

  家里的陽臺上,黎盛臣還養著幾盆小綠植。他說:“植物這個東西很好啊。它是靜的,也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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